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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90后将是心力交瘁一代 承受人口赡养比负担
作者: 时间:2014/5/21 阅读:468次

目前城镇就业状况的恶化、生活成本的上升以及城市就业起薪的低下,造成了大批依赖父母资助才能在城市勉强谋生的“贫民化城市白领”青年群体。

就业统计指标的缺陷

人口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国所经历的苦难和希望,中国是典型的例证。西汉时期中国人口达到6000万,和罗马、波斯同为全球大国。此后战乱不已,到隋初降至4600万人。唐朝是一个伟大帝国,但人口并未显著增加。此后一直到明朝,中国人口才逐步恢复到6000万人。到清康乾时期中国人口超过了2亿人,到鸦片战争之前人口达到了4亿,其间中国战乱较少,加之番薯的广泛种植大大提高了粮食供给。到1949年中国人口达到5.4亿人。

当然,衡量一国国民生活水平的,并不仅仅是人口总量,还有预期寿命和人均财富存量等指标。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约38岁增长到目前的76岁,京沪等地更超过了80岁,这显示中国东南沿海物质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发达国家。

就资产价格和人口的关系看,似乎中位数年龄是否定到45岁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通常此前,该国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都较好,此后则逐步衰落,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冒险创新精神下降,而风险厌恶情绪则持续上升了。

中国是否已再无显著的人口红利?人口学者蔡昉等的研究相对悲观。但北师大从事系统科学和GDP核算的一些学者则乐观得多。他们认为,中国人口峰值可能分布在14.2亿~15亿人之间,峰期在2027~2035年间。这比通常预想的人口峰值数要少1.5亿人,峰值期比一般预想的晚5年左右。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峰值为8.85亿人,在2012~2015年间出现峰值,此后劳动力人口逐步下降,到2050年左右降至7.22亿人。

上述预测显示,中国人口红利还将持续20年。理由有三,一是学者徐滇庆等反复调研测算显示,农业生产领域至少仍可转移劳动力,并且事实上城里的这些年轻农民工也已无务农技能。二是按统计局数据,目前全国就业总人口为7.7亿人,和劳动力峰值人口8.85亿人相比,劳动力市场仍有供给余地。三是如果调整法定退休年龄,则仍可有较多可补充的熟练劳动力。加之计划生育政策仍有调整余地,因此似乎中国尚未到人口红利终结之时,中国较年轻的中位数国民年龄和较长的受教育年限,为增长转型和资产价格提供了较强的支撑力。

在当下的宏观调控中,底线指标包括了新增就业,朱镕基时期的规律是一旦增长低于8%,就难以创造出800万个就业岗位,而从2010年至今,GDP增速从12%一路下行到7.4%,新增就业则一路攀升至1330万。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掩饰了政府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无所作为,也掩饰了就业统计指标的诸多缺陷。

当下统计局公布的就业指标包括全国就业人员(包括城镇就业人口和农村就业人口)、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劳动生产率(GDP/全国就业人口)、城镇登记失业率等。在资本市场研究者中,大多还参考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以及职位起薪水平的变化。在我们看来,通过上述指标观察中国就业状况的可靠性较低,有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政策偏差。

偏差之一在于城镇就业人口的统计。我们倾向于认为存在高估,其中关键因素在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以2013年为例,普通高校毕业生接近700万人,此外还有职高技校、民办高教和全脱产继续教育等的毕业生未纳入到普通高校毕业生之中。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数据由各学校申报,虚报的可能性颇大。这从高校毕业生起薪无明显提高就可印证。

偏差之二在于农村就业人口的统计。薄弱的统计力量不足以应对流动性日益增强、制造业就业兴趣下降、服务业就业和小微私企就业趋升的状况,使得农村就业人口的统计工作极其棘手,产生低估的可能性较大。从全国就业人口来看,农村就业人口的占比在过去3年始终不足一半,这个占比偏低的可能性也较大,同期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暗示农村人口的就业占比应当略微高一些。

偏差之三在于新增就业人口的统计。中国并不存在全国总就业人口和劳动参与率等可靠指标。覆盖城乡的全国就业人口不能视作总就业人口的存量数。我们不难看出,在过去3年中,每年新增就业都在1200万以上,3年累计新增就业高达3800万人,但全国就业人口仅从7.61亿人增至7.67亿人。因此全国就业人口的年度差异迥然有别于新增就业人口。

造成两者巨大差异的原因,似乎是我们只看就业,不看年内的离退休和失业。过去3年,城镇就业人口稳定在3.8亿人,假定职工平均工作年限为30~35年,则仅每年离退休人员就有约1000万。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近年来新增就业岗位呈现和经济增长脱钩的迹象,并非政府在创造就业岗位方面有多出色,而在于就业存量较大引致离退休规模也较大。据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统计的全国就业人口没有显著增加。

偏差之四在于劳动生产率的统计。我们猜测全国就业人口中,城镇就业人口被高估,而农村就业人口被低估。但全国7.6亿的就业人口和8.85亿劳动力人口之间的缺口可能暗示着,当下中国就业人口可能被低估,低估的最大因素可能在于农村流动人口的季节性就业,以及小微服务型企业的就业。

如果就业人口被低估,那么过去3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GDP/全国就业人口)就可能存在高估,过去3年,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7.5%~8%,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

人口和就业政策需结构性细化

我们对人口和就业做上述分析的意义何在?在于以下方面:

一是就业统计数据需再细化考虑。至少应该区分临时就业和正式合同就业;至少应在提供每年新增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提供每年离退休和失业人口数据;应该使失业率指标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是中国人口红利似乎仍有余地。原因在于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存在低估。此外,繁重体力劳动岗位的减少、人均寿命的延长和较早的退休年龄,使中国存在较大规模的45~65岁的劳动力“蓄水池”。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也决定了农村转移人口方面仍有余地。

三是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那么快,经济增长质量更低一些。

四是促进就业政策乏善可陈,新增就业和经济增速之间的脱钩,本质上是由于中国每年有数千万人离退休。如果不调整退休制度,这将意味着未来养老体系承受更持续更沉重的压力。

五是城市白领贫民化和技术型蓝领中产化并存。高等教育的缺陷和城市的生活氛围,使得大量普通高校毕业生宁愿选择低薪的、远离生产制造一线的、处于空调电梯写字楼的并不需太高劳动技能的岗位,也不愿走向所谓的“蓝领工种”;而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工在工作中逐渐积累起了实际技术技能,使其更易获得薪酬相对丰厚的就业岗位。这种情况在美国产业空心化阶段曾有明显体现,即大都市的白领收入,仅相当于能源冶金企业技术蓝领的1/3。

六是政府可能因新增就业而低估社会不满。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从知青返城,到国企职工下岗待业,再到农民工集体讨薪,这三次大规模的失业浪潮之所以导致社会动荡,原因在于这些群体具有一定的社会组织性,这些群体的失业意味着自己甚至家庭极大的生活困境。如果政府惊喜于新增就业和并无失业导致的群体性事件,那很可能是一种误解。

目前城镇就业状况的恶化、生活成本的上升以及城市就业起薪的低下,造成了大批依赖父母资助才能在城市勉强谋生的“贫民化城市白领”青年群体,这些人的职业前景相对黯淡,如无代际收入转移则难以在房价日高的城市中独立生存。这个群体如果既留恋城市拒绝向基层城镇转移,又看不到未来前景,则其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将逐渐积累。2011年8~10月,曾爆发了一场从伦敦蔓延到一些欧洲城市的年轻人上街打砸抢事件,起因就在于这一群体长期在城市中处于贫困边缘、极度失望的状态中。

总之,中国人口还将缓慢增长,人口红利仍有余地,但产业空心化、人口高龄化、社保脆弱化的阴影在加深,因此需要政府摆脱简单的总量思维,对人口和就业政策进行结构性细化。我们几乎可以预见90后将是心力交瘁的一代。他们将经历严峻的较高人口赡养比的沉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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